駱駝祥子到死都認為，過得不好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。
2020年，黃燈《我的二本學生》出版，在國內出版界乃至知識界掀起一陣“二本學生熱”。
近四年過去了，這一熱潮仍方興未艾：2022年9月，黑龍江綏化學院教師艾苓出版《我教過的苦孩子》；2023年12月，魯東大學文學院教師黃修志與2018級1班全體42名中文系本科生共同出版《班史：一個大學班級的日常生活（2018-2022）》。
可見，黃燈發(fā)掘出了一個真問題，否則無以解釋“二本學生熱”之歷久彌新。
2024年2月，黃燈出版了《我的二本學生》之續(xù)篇《去家訪》，將這個討論又推進到了一個新層次。
在中國現實語境內，“家訪”是中小學教師的日常工作，似乎絕緣于大學老師。也因此，黃燈的“家訪”更像是一種田野調查，如她自己所說，“這種貼近大地、回到起點的走訪，讓我在生活細密的皺褶處，從另一個視角獲得了講臺之外的更多觀察”。
從2017年暑假開始的五年時間里，黃燈利用周末或者寒暑假， 跟隨學生回家的路線，一路換乘高鐵、長途客車、中巴車，電動車、摩托車來到騰沖、郁南、陽春、臺山、懷寧、東莞、陸豐、普寧、佛山、深圳、饒平、湛江、遂溪、廉江、韶關、孝感等地，“看到了一個開闊、豐富、綿密而又糾結的世界，這個世界鏈接了學生背后成長的村莊、小鎮(zhèn)、山坡和街巷，也召喚了他們的父母、祖輩、兄弟、同學和其他親人的出場”。
作為讀者，我跟著黃燈的家訪腳步，看到了二本學生個體的竭盡全力，看到了二本學生及其家庭的困厄悲泣，看到了個人努力之外的時代轉型困境。
一
作為一個社會議題，二本學生為何引起如此大的關注？
除了黃燈有開創(chuàng)性意義的寫作之外，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：這個議題足夠重要。
截至2020年6月，全國有3005所高等學府，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，人們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?？梢哉f，就大學生這個群體而言，二本學生及境遇相似的非重點高校學生是“沉默的大多數”。
所謂“沉默”，是指二本學生在輿論上和就業(yè)市場都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。
在社交媒體上，二本學生往往被認為是綜合素質不高，一進校就只知道埋頭準備考研。在就業(yè)市場上，二本學生往往在簡歷篩選這個階段就早早落敗，被一些“唯985、211論”的用人單位視為缺乏基本的入場券，當這些二本學生在社交媒體上抱怨不公時，又會遭到類似“菜是原罪”的新一輪群嘲。
二本學生熱，可能還有一個意外的催化原因：迎頭撞上了經濟下行期。
這兩年，每逢就業(yè)季，大學生就業(yè)難都是搶占熱搜前列的?？汀４髮W生就業(yè)難自然是一個普遍現象，985、211畢業(yè)生也無法自外于大趨勢，往年畢業(yè)即高薪、畢業(yè)即大廠已成傳說，但作為畢業(yè)生中的天然弱勢群體，二本學生在就業(yè)難中無疑被波及最深。如果說在經濟上行期，二本學生的痛點主要是找不到好工作，那么他們在當下面臨的則是能否找到工作的終極考驗。
這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“天選之子”，時代讓二本學生這個群體不再隱入塵煙，成為無法回避的社會議題。
二
社交媒體上有一句流行語：駱駝祥子到死都認為，過得不好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。
這句話有其褊狹之處，尤其是當網民將其用作批判資本時。但是，在二本學生這個議題上，這句話卻具有穿透性的解釋力。
《去家訪》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悟是：討論二本學生這個群體時，必須慎之又慎地采用“他們不夠努力”這個斷語。借用另一句有年頭的網絡流行語就是：“我奮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?！?/p>
尤其是，當二本學生普遍經歷著升學難、就業(yè)難等人生困厄時，有人輕描淡寫地將“他們不夠努力”視作問題根源，這不僅荒腔走板，更有輕浮冷血之嫌。
二十年前，在教育領域，“他們不夠努力”或許還有一部分解釋力。但當“寒門再難出貴子”已經日益成為一個系統(tǒng)性問題時，再用個體是否努力、個體是否優(yōu)秀來說事，就有刻意偷換概念之嫌了。
無論是《我的二本學生》《去家訪》，還是《我教過的苦孩子》《班史》，作者們都沒有回避“寒門再難出貴子”的系統(tǒng)性問題，這些書中二本學生們的群像也以寒門子弟尤其是農村子弟為主。
在這個問題上，黃燈因為有《去家訪》中的田野調查體驗，因此更有理由說出這句話：
我越來越意識到，在很多人眼中普通的二本大學，對任何一個農村孩子而言，都需要走過長長的路，需要歷經更多看不見的偶然和必然。
《去家訪》中的二本學生及其家庭，幾乎集中了中國鄉(xiāng)村社會和底層社會的一切痼疾與創(chuàng)傷。
我想，在這些痼疾與創(chuàng)傷的映照中，任何人也不忍心將責任推給個體的不努力。
比如，買賣婚姻。
張正敏的媽媽是越南新娘，“正敏年幼時，很早就留意到，平時和媽媽一起來往的面孔熟悉的越南女子，生下孩子回家探親后，過一段時間，總會有些消失得無影無蹤。她害怕失去媽媽，害怕變成村里無媽孩子中的一員，整個童年，她都在擔心媽媽離開小水村，這是她無法言說的心結，也是她無法想象的噩夢”。
在黃燈的鼓勵下，張正敏以家人為觀照對象，寫過三篇作品:《我的媽媽，是兩千八百元買來的越南新娘》《忘記我名字的父親，終于與我和解了》《無所事事的鄉(xiāng)鎮(zhèn)年輕人》，“在她筆下，一個沒有合法身份、只能躲起來四處打工的媽媽，一個封閉、古板、固執(zhí)的爸爸，一個初中輟學無所事事的哥哥，構成了她生命的底色和肌理，也錨定了她艱難求學的起點”。
在張正敏身上，還有鄉(xiāng)村社會蔓延的重男輕女問題。黃燈在家訪時，曾當面問張正敏爸爸，是否去廣州看望過女兒? 得到的回答是，“沒有時間”。直到今天，張正敏都無法確認爸爸是否愛自己，“從小到大，我不能理解他的很多舉動，而他可能連我的名字是哪幾個字都說不清，更不知道我在哪所大學念書”。
比如農村基礎教育的墜落。
魏華初中時跟隨父母從東莞回到家鄉(xiāng)興寧，目睹就讀的南亭中學，“不少學生染頭發(fā)、喝酒、抽煙、打架、遲到、逃課、偷東西，甚至有女生早孕，這些孩子，父母在外打工，身邊無人管教，內心極度缺乏安全感”；與校園亂象叢生相對應，學校的教學質量非常差，據魏華回憶，“它爛到什么程度呢? 老師可以不上課，很多老師不上課。我的物理課，你知道怎么上的嗎? 老師一來，寫完公式就走人，十分鐘二十分鐘就走人，剩下的時間就是放羊，學生該干嘛干嘛，根本不講解” 。
比如生病對底層家庭的重擊。
何健的父母外出打工第一年，父親胃出血，花了七八千元，為了養(yǎng)病，父親折回老家，“算起來，外出第一年，根本沒有掙到錢”；幾年后，何健的母親意外骨折，沒去大醫(yī)院，就找了鎮(zhèn)上一位醫(yī)生看病，醫(yī)生調配了一種藥酒讓她喝，喝到第十天，骨折還沒好，卻引發(fā)了壞死性胰腺炎，第二天就下了病危通知書，何健的二舅拿出了所有的積蓄，做生意的老鄉(xiāng)、親戚，家里只要有余錢的，都很爽快地將錢拿出來，才幫助何健的母親脫難。
三
還有更普遍的留守兒童問題。
《去家訪》中的大部分大學生，年少時都曾被迫成為過留守兒童。很多年后，他們中的一些人回憶起這段時光仍然難以釋懷。
但這是父母的責任么？顯然不是：家鄉(xiāng)沒有就業(yè)機會，不出外打工則無以維持生計；帶著孩子出外，不僅面臨著無力照顧的問題，在大城市讀書的學籍更是隱秘的傷痛。
從某種程度上，《去家訪》中的學生們甚至是幸運的。書中隱隱預約提到，他們的很多同齡人都有著“初中輟學——外出打工”的人生軌跡。尤其對農村女孩而言，“教育機會的獲得，如此重要，又如此偶然”。
在《去家訪》中，這些二本學生的父母大多都是盡責的，有的父母為了孩子中途放棄了外出打工，有的父母頂住經濟壓力讓孩子讀書，正如黃燈所說，“能夠將孩子送往大學的父母，就算活得再卑微，都有來自生命經驗的見識和底線，都能在養(yǎng)育孩子過程中，將對教育的理解、重視，落實在平凡的日常中”。
黃燈在書中還有一句話說得透徹且痛徹心扉：
對更多年輕人而言，哪怕進入二本院校，除了自身的竭盡全力，同樣離不開家庭奮不顧身的托舉。
是的，這些學生和他們的家庭已經很努力很努力了。正是這種努力，讓他們進入了大學校園。
他們在人生際遇上的困境，更是系統(tǒng)性的問題。
《去家訪》是一本底色悲涼的書，但黃燈也給了希望：
無論社會的縫隙怎樣狹小，年輕的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，顯示出了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，并由此散發(fā)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。
很可能，如果有一個更合理的大環(huán)境，這些年輕的個體們迸發(fā)出的生機和活力將難以估量。
（作者系作家，著有《棄長安》《入關》等）